晚期出現(xiàn)了大幅長軸書法，涌現(xiàn)了一批個性解放的書法家。清代(1616—1911)是書法的中興和轉(zhuǎn)折時期，“帖學”和“碑學”二水分流，隨著金石考據(jù)之學的興起，“碑學’’風靡南北。以下就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明清書法知識整理，一起來看看吧!希望能幫到大家。
明清書法知識整理
一、明代書法
元代書法的活動中心是杭州，而明代書法的活動中心是蘇州和上海。這個時期出現(xiàn)了以吳門和華亭為代表的地域性流派書風。他們或師或友，精通書畫，敏感造型，注重字態(tài)，形成了明人“尚態(tài)”的主觀因素。明代刻帖風行，文徵明、董其昌等書法家都熱衷斯道。刻帖的內(nèi)容多是前人的墨跡，這也成了明人習字的范本，書家往往遺神取貌，更多地是在姿態(tài)上加以變化。同時，明人喜歡將書法作品懸之廳堂，尺幅擴展，字亦增大。尺牘中精妙的筆法一經(jīng)放大，往往分解成幾個簡單明顯的動作，筆法性的內(nèi)涵減少，墨色、章法等姿態(tài)性的外延增加，強化了視覺刺激，形成了明人“尚態(tài)”的客觀因素。
明代后期的書壇，徐渭、王鐸等書法家掀起了個性解放的大旗，作品的形式感突破前人，卷起了大幅長軸的激情狂飆。
(一)吳門書派
以沈周的學生文徵明為核心，祝允明、王寵、陳道復(fù)等為骨干的一批疏離官場的文人書畫家突破臺閣體的樊籬，師法傳統(tǒng)，各自形成了獨特的藝術(shù)風格，成為明中期書壇的中堅力量。由于他們都是吳門(蘇州)人，因此稱為“吳門書派”。
祝允明(1460一1526)，字希哲，號枝山。小楷師法鐘繇，樸中見華。草書學習張旭、懷素，雄奇奔放、變幻莫測，表現(xiàn)出狂放不羈的性格，為后世推崇，有“明代草書第一”之稱(圖2—34)。其代表作有《洛神賦卷》、《前后赤壁賦卷》等。
文徵明(1470一1559)，初名壁(《辭源》、《辭海》、《中國書法大辭典》里為“璧”，皆誤)，后名徵明，別號衡山。詩、文、書、畫號稱“四絕”，與祝允明、唐寅、徐禎卿并稱為“吳中四才子”。書法五體精能，以小楷、行書成就最高。小楷
溫純精絕、清爽秀勁，堪與晉人媲美;行、草書師《圣教序》和黃庭堅等，古雅蒼健、姿媚道勁。傳世精品極多，如《蓮社圖跋》、《落花詩帖》、《四體千字文卷》、《西苑詩冊》、《滕王閣序》(圖2—35)等。
(二)華亭書派
明朝中葉，陸深、莫如忠、董其昌等一批華亭(上海)派的書家萌生頑頡吳門書派，超越趙孟煩，直追晉唐的理念，稱為“華亭書派”。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號思白、香光居士，世稱“董文敏”(謚文敏)。書畫皆擅，書法以顏書為根基，遍學諸家，好禪學，崇尚平淡天真。為了達到書風上的秀潤 【河北的書法家www.shufaai.com】，他講究用筆虛、結(jié)字生、章法疏、用墨淡，極力追求一種逸雅清靜的高遠意境，影響明末到清代中期的書壇，堪稱古代帖學的最后一座高峰(圖2—36)，與張瑞圖、邢侗、米萬鐘號稱“明末四大家”。其代表作有《月賦》、《閑窗論畫》、《琵琶行詩卷》等。
我們學行書，首先要知道行書是中國書法史上一種重要的書體，不是可有可無的。打個比方，比如小篆，它是秦代的統(tǒng)一文字，用它作官體文字，隨著時代的變化，篆書在常用字當中消失了，后世的書法家是不是一定要會寫篆書呢?不一定。反過來講，行書是任何一位后世書法家都要寫的，寫篆書的、寫隸書的，畫畫的，都不能繞開。行書是不是把字寫寫快就是行書呢?古人講楷如立、行如走、草如跑，好像就是把楷書寫寫快就是行書了。魯迅先生教人寫作文，說什么是作文呢?就是把你要說的話寫下來就行了。這是啟蒙，但是逐漸地這句話就不夠用了。句有句法，要有“因為”、“所以”，詞有詞匯，不能生造詞匯，如果杜撰詞匯，當人們讀的時候就發(fā)生了障礙。我們搞任何一門藝術(shù)，被認可的對象都不是泛指意義上的大眾，大眾要不要，要，大眾都不喜歡不行。但你不能迎合大眾，這跟做衣服不一樣。最后東西是好還是壞，專家說了算。從這個意義上講，就不僅僅是把說的話寫下來就是作文，把楷書寫快了就是行書，于是行書就有行書之法，行書就有行書之體，行書就有行書的各種流派風格。
在古代，我們把它概括為幾大家，比如說王羲之的，王獻之的，米南宮的，蘇東坡的……它有特殊的味道，又有共同的規(guī)律，共同的規(guī)律好比句法，特殊的味道好比詞匯，光有詞匯不會組合也不行，不能成為一個藝術(shù)品。光有句法，沒有詞匯也不行。我考研究生的時候，出試題的老師要求以真、草、隸、篆寫同一首詩，內(nèi)容是朱德詩一首：“泰山不算高，兩千一百八，飛過兩千五，它在腳底下。”這首詩有詩味嗎?中國是個詩的國度，古代那么多優(yōu)秀的詩不選，偏偏選了這樣一首，沒有詞匯的順口溜，中間還夾了那么多數(shù)字，真是不好寫。所以不管古代語言還是現(xiàn)代語言，你要有詞匯，就跟你寫行書一樣的，你要有手段、有法，如果沒有法，那么古代的任何一個人寫的都是行書。現(xiàn)在有的人太不負責任了，把在敦煌藏經(jīng)洞里發(fā)現(xiàn)的紙上的字都說成是書法，唐太宗《溫泉銘》也是在藏經(jīng)洞發(fā)現(xiàn)的，當然是優(yōu)秀的書法作品，但其中也有小孩練字的紙，那有什么法啊?那是不會寫書法的人寫的，寫字和書法是兩個概念。如果這些水平很差的字也承認是書法，那書法藝術(shù)這個概念就消亡了。
大家思想上要打通一個觀念，行書是我們學書法的必須學的一個基礎(chǔ)課程，這個基礎(chǔ)課程涵蓋兩個方面，一個是臨摹，一個是創(chuàng)作。在我們兩年過程當中，我認為首先是臨摹，因為你不臨摹，創(chuàng)作就沒有參照系，有人會講我們?yōu)槭裁床豢梢詤⒄债敶臅?你可以，但只能做二流，古人的好東西，好比是一碗濃縮的雞湯，前一個人在這碗雞湯里挖了一小勺沖了一碗湯，你從它里邊再挖，等于在沖開水，你如直接去挖，多挖兩勺，沖的開水就比它濃。要直追本源，不能指向時風，而應(yīng)向古代去開掘為我所用的寶藏。
晚明的文藝思潮是寫“真”、“獨抒性靈”，書風也發(fā)生了劇烈變化。這一時期，大幅長軸代替了手卷尺牘，激越奇崛代替了端莊雅正，成為書壇浪漫主義的主旋律。徐渭、張瑞圖、黃道周、倪元璐、王鐸等風格鮮明的書家全面拓展了傳統(tǒng)行草的表現(xiàn)力。
二、清代書法
清代書法，繼明代狂放書風的余響，先以王鐸、傅山為代表，然后轉(zhuǎn)入對傳統(tǒng)的全面探索和重建之中。又以乾隆朝為界，乾隆以前為“帖學期”，乾隆以后為“碑學期”。“帖學期”的書風受帝王影響，董其昌、趙孟煩書風先后主導(dǎo)書壇，出現(xiàn)了劉墉、梁同書、王文治、翁方綱“清四家”。劉墉書形豐腴、喜用濃墨，人稱“濃墨宰相”;王文治書形清秀，喜用淡墨，時稱“淡墨探花”;粱同書工小楷，亦善擘窠大字;翁方綱書法以渾厚取勝，為時人所重。“碑學期”是清代書法真正的價值所在。隨著金石、文字、考據(jù)學的興起，自晉唐以來一直處于低潮的篆隸書法及墓志造像成為書家競習的范本，重煥華彩，以鄧石如、伊秉綬、何紹基、趙之謙為其中翹楚。同期的書法理論亦高張尊碑大旗，推動了碑學的傳播，“尚質(zhì)”書風風靡。
(一)王鐸——“神筆”
王鐸(1592一1652)，字覺斯，號嵩樵，河南孟津人。博學多才，工詩文書畫。楷書學鐘繇;行草宗二王，又參顏真卿、米芾筆意，將淹留之法與峻厲之氣化為一體，用筆犀利雄健，結(jié)體回環(huán)盤紆，章法茂密連綿，墨色氤氳生動，出神入化，令人嘆為觀止，被譽為“神筆王鐸”(圖2—37)。其書法一掃千年書壇的纖靡之風，徹底解決了行草書在內(nèi)涵形式和長軸巨幅之間相互矛盾的問題，書法成為時代心理的藝術(shù)展示，對現(xiàn)當代書壇乃至日本書壇都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日本甚至還專門成立了“王鐸書法顯彰會”。
(二)鄧石如——“國朝第一”
鄧石如(1743一l 805)初名琰，字石如，后改字頑伯，號完白山人，安徽懷寧人。篆、隸、印皆臻大成(圖2—38)。篆書以《石鼓》、《泰山》為體，融合漢碑額，善用長鋒羊毫，形成筆力蒼潤，剛健婀娜的風格。篆從隸入，隸從篆出;書從印人，印從書出，深入秦漢堂奧。又將篆隸筆法融入楷、行、草中，極具創(chuàng)新，成功地實現(xiàn)了晉唐以來“帖學”向清代“碑學”的轉(zhuǎn)換，譽為“碑派書法第一人”。